物权法激辩引发思想解放 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

    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 　　□邓清波 　　
    与某些发达国家一开始就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、私有财产总数巨大、国家控制的财富相对较少不同，中国的情况是：集体财产和国有财产等“公有财产”数量非常巨大，任何私有财产都无法“富可敌国”。
 　　正因为“公有财产”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这些巨大失衡，因此，当前立法对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、国家财产进行平等保护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从根本上来讲，执政为民，以人为本，宗旨就在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让群众得到实惠。藏富于国，不如藏富于民，让广大人民群众富裕起来才是根本，而不可“国家肥却天下瘦”。让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拥有更多的财富、为自己谋求幸福方面，态度完全可以更加开放些。而且，市场经济作为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，必须把私有财产的保护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。因为，私有财产权是公民进行经济活动的最大动力，只有自己创造出的财富属于个人，他们才会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财富，整个社会也才能更快地进步。所以，更应该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。
 　　因此，《物权法》对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、国家财产进行平等保护，这虽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，但鉴于私有财产先天不足的现实因素，在有些保护措施方面，还可以适当地向私有财产倾斜，这样才能真正达成公、私之间的合理平衡。纵然不能将私有财产放到与“公有财产”一样“神圣”的地位保护，也应该有一定的前瞻，为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预留空间。 　　

    不界定“公共利益”等于扩大了行政权力 　　□圣祥
　　全国人大法工委不界定“公共利益”，理由有两个，一是“不宜”，二是“难以”。前者是立法必要的问题，后者是立法技巧的问题。先来看“不宜”：以“征收属于公权力的行使，而物权法是民事法律”为理由，我认为是说不通的。征收固然是行使公权力，可被征收的对象却是公民的物权，《物权法》的立法目的就是要“保护权利人的物权”，而不界定“公共利益”就无法实现立法目的。因此，界定“公共利益”不仅是必要的，更是必须的，是迫切的。
 　　再来看“难以”：在不同领域内，在不同情形下，公共利益是不同的，情况相当复杂。但既然界定不可或缺，那就只有华山一条路，排除万难，攻克难关。否则就是“立法条件不成熟”，只能暂缓立法；而既然准备立法，就不该留下明显的瑕疵，因为瑕疵明显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有时更糟糕。 　　何况，界定“公共利益”也并非毫无办法，有专家建议采取“概括加列举再加排除”的方式来界定，我看就很可行。即：先给“公共利益”下一个简要的定义；再尽可能全面地列举出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，如国防设备、交通事业、水利事业、公共卫生，等等；再次，设立一个概括性的兜底条款，即“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”；最后，再设立一个排除条款，明确排除那些不属于“公共利益”范围的事项，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、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等。
 　　立法是为了使用，矛盾因此无法避开，立法机关不界定“公共利益”，只能是把界定的权力“下放”给行政机关，让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“自行立法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不界定“公共利益”，等于是扩大了执法者的权力而缩小了公民的权利，“平等保护”在起跑点已然一前一后了。所以，要实现“平等保护”，就必须界定“公共利益”。